张炜
摘 要：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我国经历了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强国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更加明确、思路和模式更加清晰、认识和路径更加自信。进入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在规模增长、结构优化、促进公平等方面成绩斐然，有效推动了教育质量的保障和提升。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要进一步增强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明确建设目的，完善教育功能；把握教育规律，转变发展方式；适度扩大规模，优化层次结构；加强统筹协调，促进教育公平；打造开放高地，推动国际交流，为实现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目标作贡献。
关键词：教育强国；高质量发展；规模；结构；公平；开放
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格局性变化，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教育强国、怎样建设教育强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度思考“强国建设，高教何为”，有必要梳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演进，回顾总结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完善优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举措。
一、强国建设的理念创新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理念现代化是关键，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为高等教育理念创新提供了大量鲜活案例和成功经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在推进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过程中”意义重大，也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进行了积极探索，一些概念不断更新和赋予新的内涵。
（一）强国建设的目标和战略更加明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25次提到“强国”一词，包括“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以及“农业强国”“海洋强国”“贸易强国”等。这13个方面的“强国”是一个完整体系，其中“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是前提、动力和保障。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英文稿中，关于“强国”可以看到以下几个英文表述，从不同层面凸显了强国建设的丰富寓意。
一是“great”（伟大的、巨大的）。报告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翻译，是“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类似的还有，“科技强国”（greate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强国建设既是伟大的事业，也是已取得，并将继续取得的伟大的成就。
二是“leading”（一流的、首位的、前列的、领导的）。报告中，“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翻译，是“Become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 culture, sports, and health”。强国建设就是要在世界上具有领先地位、成为领导力量和发挥引领作用。
三是“quality”（质量、水准、优质）。报告中，有“人才强国”（a quality workforce），“贸易强国”（a trader of quality）等。强国就是要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依靠各级各类人才来建设，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四是“strong”（坚强的、强有力的、有实力的）及其名词形式“strength”。报告中，“国家强盛”译为“a strong country”，类似的还有“海洋强国”（a strong maritime country）、“教育强国”（a strong educational system）、“社会主义文化强国”（a country with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体育强国”（a country strong in sports），以及“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China’s strength in manufacturing, product quality, aerospace, transportation, cyberspace）。强国就是繁荣昌盛、兴旺发达、坚强有力，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巧实力；既要有相对竞争优势，也要有核心竞争力。
同时，“强国”还是一个国际比较和竞争发展的结果，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强国建设是一个学习和赶超的过程，需要深入实施国家战略，包括“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述战略的成功实施和目标达成，关键在人，要求我们树立战略眼光，加强系统谋划，“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
另外，在不同历史阶段，教育强国的表征有所差异，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以义务教育普及为主要特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末，以高等教育普及为主要特征。当今世界，“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既要立足当下，也要放眼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道路上加快追赶超越。
（二）强国建设的思路和模式更加清晰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从“推进”到“实现”，要求更高、时间更紧、任务更重。党的十九大报告英文版，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译为“the full potential of higher education”，更加凸显其努力激发 “高等教育全部潜能”的本质，摆脱规模增长的思维定式，也超越了“connotative development”（有内涵的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科学论断，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然会对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和模式提出要求，教育强国建设也必须主动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变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要求，建设教育强国和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在2023年5月29日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高等教育不仅要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还要为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好服务、提供支撑和贡献力量。
2023年8月26日，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上，分别以“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进行查询，各有结果1317条、1863条。尽管在21世纪初，上述两个概念已经在国内文献出现，但文献数量都较少。以“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为主题的文献数量，2011年后快速增加，但在2018年达到峰值（211条）后下降；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文献2018年起开始大幅上升，在2020年超过前者，2022年达到新高598条。（见图1）
上述两个主题的文献数量此消彼长，既体现了学界研究重点的变化，更是映射出高等教育发展路径与政策导向的演进，在时空上也存在一定的交替和迭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主要基于增长方式转变和选择，是一种形象的称谓；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求创新发展模式，还对发展能力和结果提出质量要求。可见，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既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目标任务，也是提升其能力和水平的过程，为强国建设作贡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提高。
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与高质量发展，二者的学科渊源也有所不同。CNKI收录的以“内涵式发展”为主题的文献4819条，在学科分布中，高等教育占到2143条，职业教育519条，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318条，还有中等教育、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初等教育、医学教育等477条，合计占比71.78%；而工业经济有154条、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108条、经济体制改革97条，三者加在一起仅占7.45%。可见，关于内涵式发展的研究，主要还是在教育领域基于教育学的视角和方法，应加强用“经济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对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进行分析。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既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也受到了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影响。CNKI收录的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文献13.46万条，涉及的学科领域非常广，包括经济、政治、金融、环科、信息、公管、旅游、医卫等，其中排在前3位的，经济体制改革占到1/4（3.35万条）、工业经济占近1/7（1.97万条）、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占近1/10（1.3万条），三者合计占到近一半（49.18%），而高等教育为主题的文献排在第15位，仅占1.87%。要满足经济社会对教育和人力资本的需求，高等教育必须高质量发展，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相关研究还需要基于多学科的视角不断深化。
（三）强国建设的认识和路径更加自信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受教育程度都对高等教育规模提出要求，多数高校也希望扩大招生规模、提高办学效益，但关于如何建设高等教育大国，实践和认识都经历了一个深化的过程。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高等教育“要坚持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 在控制新增高校数量的同时，高校要通过内部挖潜来“适度”扩大规模。1998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学生341万人，是1993年的1.34倍，而普通高校数量由1065所减少到1022所，使得校均学生规模增加到3517人，是1993年的1.42倍，较好地完成了高校挖潜扩规的任务。
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绝大多数学校的办学条件难以为继，潘懋元先生于2003年提出，“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重，以外延式发展为主”，主张增加高校数量。2012年，普通高校的数量是1998年的2.39倍，而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更是14年前的7.13倍，使得普通高校的校均学生人数过万，是1998年的2.98倍，既延续了扩大高校办学规模“内涵”发展的惯性，也加快了新建高校和中专学校升格的“外延”扩张，二者都对提升高等教育供给能力作出了贡献，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大学难”的矛盾。但是，当时所讲的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着眼点都集中在增加数量和扩大规模上，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增长方式的不同。
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要求，“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化特色，注重创新，按照内涵式发展要求，完善实施高校“十二五”改革和发展规划。一是明确了内涵式发展的核心要义，强化了对质量的要求；二是丰富了内涵式发展的内涵，淡化了对规模的关注；三是部署了内涵式发展的任务要求，并融入了“五年”改革发展规划。
高质量是“长期有目的构建技术竞争优势的结果”，其基础是“知识中产群体扩大再生产”，通过加大合格人才供给，产出高素质劳动力要素，推动人力资本升级，不断提升“人口质量、社会质量和制度质量”。因此，资本积累应服务于人力资本提升，再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优化产业结构，开拓高质量发展的升级路径。可见，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体系的支撑保障，高等教育体系自身也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自己的生命线。
体系是“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高等教育体系既是一个独立的、具有特定功能、动态和关联的有机整体，也是一个巨型复杂体系，包含不同类型、规模和层次的高校，采用不同的办学模式和教育教学方法，需要既有共性，又体现差异化的质量标准和要求，应不断加强分层定位、分类管理，真正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主要任务。
二、强国建设的伟大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学校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着力“四个服务”，更新观念，改革创新，高等教育体系快速发展，绝大多数可比指标的进步都显著快于其他国家。谢维和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与办学质量都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水平；邬大光也强调，“今天的大学质量并没有下降”。
（一）规模扩大与质量观更新
2021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012所，比2012年增加了一千多所；高校专任教师189万人，比2012年增加了近45万人，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增加了一千多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几乎翻番。（见表1）从国际比较看，我国高等教育的绝对规模位居世界第一，相对规模也在快速增长。2010年和2015年，世界各国（地区）毛入学率的平均值分别为29.3%和35.6%。据此，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8个百分点，2015年已超出4.4个百分点。按照趋势外推法，目前世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平均值，要低于我国10多个百分点。
适度规模是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前提，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教育体系才是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也才能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2012—2021年，我国高校累计输送研究生以及普通、成人和网络本专科毕业生1.2亿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力资源基础。
基于管理学的视角，质量是“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是优秀（excellence）的程度，通常界定为百分之百满足顾客需求的能力；基于经济学的视角，质量是“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而基于教育学的视角，质量是教育活动水平高低与效果的优劣程度，衡量的标准是国家的教育目的和各级各类学校的具体培养目标。质量是教育的永恒主题，但高等教育的质量取决于人才培养目标，目标的调整往往会导致质量标准的变化。
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趋向于以“悠闲的好奇”精神将追求知识作为目的，但能够享有悠闲的只是少数人，多数人因忙于生计而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种只为贵族和精英服务的教育很难说是高质量的教育。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则主张，高等教育“对于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有着深远的影响”，破除了教育特权思想，有助于更新高等教育质量观，坚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理念，为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走向大众乃至普及阶段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
结构是组成体系的要素或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方式、比例关系和制度安排。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是双向互动的，质量提升是结构优化的目的，而结构优化是质量提升的途径。高等教育结构是指，该体系的“内部构成状态”是各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和比例关系及层次结构。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但高等教育体系的规模越大，对于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的要求就越高、难度也更大。
2012年以来，我国高校学生的层次结构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研究生招生规模增速，带动了在校研究生比例的提高，有助于高等教育重心的提升。二是职业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使得普通专科在校生比重提高，促进了职业教育发展。三是普通本科在校生比重下降，但仍然是占比最大的高等教育层次。2012年，我国在校博士、硕士、本科、专科的比例分别为1.11%、5.60%、55.67%和37.62%，2021年调整为1.33%、7.37%、49.77%和41.52%。
同时，学科专业结构反映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深层结构”。2022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共有14个门类，下设117个一级学科，还单独设立博士专业学位类别36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31个，增加了新兴交叉学科，学科专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更好地满足了经济社会对于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为统筹协调学科专业目录与学科评估提供了更加完善的依据。
另外，高校专任教师的学历结构也不断优化。2021年，高校教师中最高学历为博士、硕士的分别占到28.97%和38.35%，比2012年各自提高了12.64、3.28个百分点，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三）促进公平与质量保障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保障，也是教育强国的应有之义。欧洲早期的高等教育，只有少数贵族子弟和神职人员才能进入大学，奴隶、妇女和大部分平民都不能进入高校学习，毫无公平可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冲破了精英教育的束缚，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等教育的适度规模有助于教育公平。
伴随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理念不断深入和深化，我国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保障措施，教育扶贫在精准扶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校学生奖助体系进一步健全，2021年，全国资助普通高等教育学生3926万人次，平均每人次获资助金额是2012年的2.59倍，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保障机制不断完善。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2.17亿人，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的1.81倍；占到人口总数的15.37%，比2010年提高了6.44个百分点，很多家庭有了第一代大学生，成功实现了代际流动。同时，研究生中女生的占比也显著增加。2021年，女性在校博士生人数达到21.49万人，占比达到42.18%，比2012年提高了5.73个百分点；女性硕士生150.26万人，占比达到53.23%，比2012年提高了1.77百分点。
另外，我国省域间高等教育投入差距进一步缩小。2020年，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极值差率（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率）为4.32，不到2010年（13.80）的1/3；31个省级行政区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地区差异系数（一组数据的标准差与其均值的百分比）为10.02%，比2010年下降1.94个百分点。研究发现，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以及高职和本科在校学生的省域布局不断趋于平衡，进一步与经济总量与人口规模相适应。
三、强国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认真思考和科学回答“强国建设，教育何为”的时代课题，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在以下五个方面理清思路和持续用力。
（一）明确目的，完善功能，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高层次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必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着力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为此，应系统分析我国各行各业高层次人才发展趋势及未来需求，把当前发展和长远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基于高质量标准来部署当前工作，又要把解决高质量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既要追求高等教育体系各要素、各部分的高质量，更要实现体系整体的高质量，发展素质教育，加强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着力提升学生身心健康素质，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
高等教育不仅具有教育的人本功能和社会功能，还具有很强的学术功能，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努力做到“教育活动高水平、治理过程高效率、推进社会进步贡献大”。学科专业是知识的类别和学术活动的平台及载体，学科专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高等教育体系集成和运行的先决条件，也是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指征，应鼓励高校围绕自身优势和特色学科专业，在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先行先试，推进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强教必先强师”，建设教育强国必须首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和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要把加强高校教师队伍作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构建全方位的高校教师发展保障体系，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高校教师队伍。
（二）把握规律，深化改革，全面实现系统性跃升和质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破除一切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弊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充满生机（living）和活力的系统，其相关组成元素始终在不断运动和变化。高等教育体系也始终处于变革之中，体系内每一要素或子系统都通过联系而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单一成分变化往往会引发其他多个成分随之而变，甚至导致体系整体的变化。例如，现代研究生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出现，就改变了传统本科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垄断局面，也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
高等教育体系内的不少组成部分也遵循生命周期发展规律，处于孕育、产生、发展、衰退和消亡之中。例如，神学与古典语言（希腊语、拉丁语等）在教育教学中的地位就发生了很大改变，而新知识、新学科的大量涌现又在不断增加和补充教育教学内容，先进技术的应用也在改变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
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会伴随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任务要求而调整，并非恒定不变。经济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对于人才的需求有所不同，相应的办学定位和质量要求也会有所差异，既不能将精英化高等教育阶段的质量标准全都照搬到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也不能因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而降低质量要求，必须“尽力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高等教育强国要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功能，作为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有机组成和学术体系的重要构成，现代大学不可能再封闭于纽曼的“修道院”或洪堡的“象牙塔”之中，既要遵循教育规律，在功能、组织、运行以及质量管理等方面保持自身的特殊性和规范性，也要促进体系的整体开放，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在“与外部环境互动过程中”发挥作用；既要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也要根据外部环境和需求变化自我调适，不断变革体系的组织构成、要素关系和职能任务，不断完善质量评价和保障。
我国高等教育即将步入普及化中级阶段，亟需进一步更新教育观念，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用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概念演进与要素发展，准确把握发展规律和逻辑。第一，应真正把高质量体现在学生的成长成才上，培养更多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各类人才。第二，创新基于发展目标达成的质量观，统筹推进高等教育的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努力使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方式、过程、结果和成效均达到高质量。第三，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认真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第四，高校应率先实施教育数字化，着力为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推进教育现代化提供支撑。
（三）适度规模，优化结构，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高等教育强国对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需求是全方位的，没有一定的量为支撑，质就会缺乏基础；没有高质量作保障，规模增长的效益也会打折扣。必须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继续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进一步提高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提高，“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中之重”，在高等教育高质量体系中具有引领性工程的作用，应带动更多高校在本地、本行业、本领域创建一流，培养更多满足国家需求的高层次人才和关键领域的急需人才。
经济社会对于高等教育体系的人才培养要求，不仅有学科专业的不同，也有“层次上的差别”。应增强系统观念，客观看待高校的“学术漂移”与多样性并存的历史与现实，既要遵循人才培养的共性特征，也应努力弘扬高校各自的个性特色，加强分层定位和分类指导，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的类型和层次结构，防止“一刀切”和盲目攀比。
创新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重要优化过程，应统筹协调研究生、本科和高职教育，促进普通、继续、成人和网络教育协同发展。明确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界定专业学位研究生和应用型本科的教育类型；稳步提升学历层次结构，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适度超前布局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强化终身学习理念，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进程，促进高等教育的功能分化、职能拓展，加快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四）统筹协调，促进公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促进教育公平融入到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各方面各环节”。教育公平不仅关乎受教育者的公平，还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内涵。
基于“知识改变命运”的认知和期望，上大学承载着无数家庭和个人向上流动的梦想与诉求，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强大需求和不竭动力”。伴随高中入学率的提升，加之公民个体接受高等教育意愿的增强，我国高考报名人数占适龄人口（18~22岁）的比例，2020年已经达到68.5%，研究生报考人数也不断上升，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进程加快。但与此同时，2021年，我国有42.2%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没有接受高等教育；2020年，我国23~49岁人口中，还有4.03亿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占到该年龄段人口的72.85%，加之高校毕业生的深造或选择新的专业方向再学习，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依然不小，高校应更好地“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
（五）扩大开放，国际交流，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据测算，我国目前的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3位，比2012年上升26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高等教育强国是一个相对概念和比较的结果，需要通过国家间横向比较发现问题、准确定位，科学研判我国在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的位置和趋势，增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自信。
根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课题组“教育强国指数”研究，在125个国家（地区）中，我国高校毕业生中STEM学生比例第1，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占比排在第2，三大高校排名平均前200高校数量第6，高等教育留学生占全球留学生比例第8。可见，我国高等教育部分规模指标已具有显著优势，为教育强国指数在全球的位次提升作出了贡献。但与此同时，一些相对规模指标还存在差距，例如，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排在第66位，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第86，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占比第93，高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第106。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教育强国指数，并继续提升全球位次，还需高度关注存在的差距、短板和弱项。
应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扎根中国、融通中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和策略，以高水平开放统筹发展与安全，大力推进“留学中国”品牌建设和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鼓励学生在交流互鉴中开拓视野，主动参与国际人才竞争，更好地开发利用国际人才资源，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持续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影响力和话语权，“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当前，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定位、目标要求、前进方向和科学方法已经明确，应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着眼和立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和期待，推进高等教育体系更好地同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契合，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和氛围，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向高级阶段发展，进一步提高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促进科技自立自强和人才引领驱动，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目标作贡献。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10期
